试管婴儿伦理争议：胚胎选择、性别筛选与“设计婴儿”风险
试管婴儿技术自诞生以来，为无数不孕不育家庭带来生育希望，但其引发的伦理争议也如影随形。从胚胎选择到性别筛选，再到“设计婴儿”的潜在风险，每一项技术突破都在挑战人类社会的伦理底线。
胚胎选择：生命尊严与医学必要的博弈
试管婴儿技术中，胚胎筛选的核心目的是预防遗传疾病，而非“优胜劣汰”。例如，血友病、红绿色盲等X连锁隐性遗传病仅影响男性，通过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(PGT)筛选女性胚胎，可避免疾病传递。我国法律明确允许此类医学指征下的胚胎选择，但需经省级卫生部门审批、伦理委员会复审及卫健委终审的三重审核机制。然而，若将筛选范围扩大至非疾病特征，如智力、外貌，则可能引发“设计婴儿”的伦理危机。胚胎作为潜在生命体，其筛选标准一旦突破医学必要性，便可能滑向对生命尊严的践踏。
性别筛选：法律红线与社会公平的碰撞
我国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明确禁止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，违者将面临法律制裁。这一规定源于对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深刻警惕——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，完全开放性别筛选的国家地区出生性别比可达115:100.而我国严格管控后，这一比例维持在107:100的正常区间。印度部分地区曾因滥用性别筛选技术，导致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，引发婚姻市场扭曲、性别歧视加剧等社会问题。法律的红线不仅是对技术滥用的约束，更是对社会公平的守护。
“设计婴儿”：技术狂欢与人性底线的撕裂
若允许性别筛选，技术门槛的降低可能引发连锁反应：从性别到身高、肤色，甚至智力、运动能力，人类生殖逐渐演变为“定制化服务”。这种趋势不仅加剧社会不平等——高昂的费用将技术垄断在少数富裕家庭手中，更可能导致人类价值观的扭曲。通过技术出生的孩子可能面临身份认同危机，质疑自身价值是否仅源于父母的“选择”。此外，遗传多样性的减少也是潜在风险：若父母倾向于选择特定优势基因，长期可能导致人群中某些基因的过度集中，削弱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。
伦理共识：技术进步需以人性为锚点
面对争议，全球多国通过立法与伦理审查构建防护网。我国建立的“遗传咨询师-伦理委员会-卫健委”三级审核机制，正是试图在技术可行性与伦理合理性间寻找平衡。技术本身无善恶，但其应用必须服务于人类福祉。试管婴儿技术的伦理边界，不应由科学家或市场决定，而需通过社会共识、法律规范与医学伦理的共同约束来划定。唯有如此，技术进步才能真正成为照亮生命的灯塔，而非撕裂社会的利刃。
